作家Elina Dimitriadi訪問了Jeremy O. Harris與Sinéad Burke，與他們一起探討了共融、社會運動和無障礙世界等議題，並將對話輯錄至《Vogue Greece》12月號的一篇文章之中。兩位嘉賓最近都加入了Chime for Change諮詢委員會，一項由Gucci創立、旨在促進性別平等的活動。
旨在控制疫情擴散的全新社交限制措施剛剛開始在歐洲各地實施，大家目前的焦點都投放在美國大選之上。而在這個時刻，我有幸能與兩位嘉賓對話，他們兩人都積極為創造一個人人平等的世界而努力。Sinéad Burke是一位老師、社運人士兼作家。她更透過自己的公司Tilting the Lens，致力爭取時尚平等，以及創造出一個無障礙的世界。 Jeremy O. Harris是一位演員兼劇作家。他的作品《Slave Play》獲得了12項東尼獎提名，這是獎項有史以來同一作品獲得的最多提名次數。最近，他們兩位都加入了Chime for Change諮詢委員會，一項由Gucci創立、旨在促進性別平等的活動。
我的第一條問題問及他們在隔離期間身在何處，以及怎樣度過他們的隔離時光。而這兩位充滿個人魅力的嘉賓就在及後連綿不絕的對答中指出了社會固有制度中的裂縫，並道出了解決辦法就是將整個制度推倒重建，創造出一個更為共融的全新世界，從而讓社會的抗逆力更高，而並非去修補那些裂縫。
Jeremy在羅馬回答我的問題時，他正在當地撰寫自己的全新劇作，同時亦參與了由Gus Van Sant執導的影片拍攝工作，該影片將呈現由眼光前瞻的Alessandro Michele所創作的全新Gucci系列作品。「我每天都總會看大約20個小時的電視，看看總統大選的最新情況。我想過去的幾個月就是我腦袋最為活躍的時間。在8個月前首次封城開始時，我便決定要花時間去護理自己，因為我知道自己的心態將迎來急速的轉變。所以，我決定隨心所欲地行事。如果我想連續看6個小時動畫和吃漢堡包，我就會去做。如果我想閱讀一本關於James Baldwin的書，我就會去讀。我沒有給自己壓力去創作。消除這種壓力需要一番努力。同時藝術家亦要留意這種經常出現、令人焦躁的想法，那就是他們需要在困難的時刻創作出一些作品，而大家慣常會拿莎士比亞來作比喻，因為他在瘟疫流行而需要隔離的期間撰寫了《李爾王》。雖然那些年輕藝術家可能會因為想寫出一齣有關特朗普或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曠世巨著而非常焦慮，但如果他們聽到，莎士比亞在瘟疫過後所寫出的劇作，其實也就是一部加入了肥皂劇元素的家族陰謀故事，就像現時會在星期日晚上播放的電視劇集一樣，那他們也許就能釋下重負。那就像是一部較為浪漫的《繼承之戰》罷了。」他說畢我們不禁哄堂大笑。他亦提到：「作為一個身處美國的酷兒黑人，我要一直提醒自己，其實我不需要一直以我遭受過的壓迫為寫作題材，以使我覺得自己的作品是有意義的。」
Sinéad所分享的封城體驗則有點不同。「我回到了我在愛爾蘭的家，而當我發現我原來是第一次能擁有這麼多時間的時候，我決定去做一些我一直想做的東西。其中一件事就是去寫一本兒童書籍。我運用了自己作為一位殘疾女性兼小學老師的經驗，希望向那些孩子帶出一個他們不常聽到的訊息，那就是：『活出真我，便已足夠』。我感覺到自己是殘疾人士，那並不是基於我的身體狀況，而是因為這個世界的看法。我們不應該去改變自己以迎合社會，以令自己覺得這樣我們才有價值。小朋友亦要明白到他們其實擁有可以改變身邊環境的工具和技能，能讓這個世界變得對所有人而言都相當安全。」
Jeremy補充：「我真的對構建全新框架來討論不同議題的這個想法很感興趣，像是討論殘疾人士議題，又或者如今甚麼才是重要等的討論。我其中一位最喜愛的老師是輪椅使用者。她在哈佛、耶魯和MIT任教，但以往在她的身體狀況不宜走動時，當中卻沒有院校容許她以遙距方式上課。現在就不同了，我們大家都需要在家工作，就像我們都成為了殘疾人士。而就是這樣，那些大學才看到原來遙距學習是可行的。」
Sinéad平和地以強而有力的語調續說：「但這從來都並非不可能，只是社會沒有傾向去改善那些有困難的人的生活。所以，隨著我們走向另一個階段，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不應該著急於重建經濟或重建社會，並同時視殘疾人士為一個脆弱的群體。我們不應跟他們說：『你們繼續留在家中吧，那裡能讓你們更舒適，而我們則要出去重建這個世界了。』我們以前就是這樣，我們會視他們為負累，並將他們送到收容機構。當我們重新建構生活並創造空間時，根據我們的社交隔離經驗，我們可以與殘疾人士合作，以讓他們亦能夠提出意見，指出怎樣才是最能照顧到他們的所需。這樣，我們才能設計出對所有人而言都沒有障礙而且擁有公平機會的世界，這樣的世界才更實際、更長久。」
Jeremy相信：「我們可以藉著目前的停擺狀態去改變大眾的想法。」他指出：「創造出一個為所有人而設的共融世界。舉例說，今年與往常不同，沒有品牌能夠舉辦一場公眾可以參與的大型時裝展。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時機，讓他們去重新思考可怎樣去擴大時裝展的環境，如何設置前排的位置，以及誰會被獲邀參加並穿上那些衣飾。」
Sinéad說道：「解決的方法並非是去暫時支持那些面對著代表性不足問題的社群，而是為他們提供一切平台，讓他們的聲音能被大眾聽見。」她又指出：「我很高興能看到社會變得更多元，但下一步呢？我們應該從那些人士的美學中圖利，還是應該與那些社群建立關係，為他們設計教育及專業機會，還有場地，以讓他們可以在各個層面都參與到社會事務呢？我是首個登上《Vogue》封面的侏儒症患者。首個獲邀出席Met Gala的侏儒症患者。我很高興，因為我能讓與我患有相同殘疾情況的12歲孩子看到這樣的可能性。而如果要更進一步，我不能成為唯一一個例外。就如Kamala Harris所說：我是第一人，但我不想是最後一個。我們正在嘗試改變固有的制度，而這項巨大的挑戰實在需時實現，但現在就是實踐的時候了。」
「解決的方法就是聘請更多相關人士擔任主要職位，而並非只是將他們登刊在雜誌封面。當我走進一間想拍攝或製作我的一些劇作的電影公司時，我總會看看他們辦公室的環境，看看當中有沒有像我這樣的年輕黑人酷兒在工作。如果你不知道怎樣才可包容更多不同人士、讓他們能夠發表意見或滿足他們的需要，那麼解決辦法就是聘請他們，並讓他們為你提供意見。這就是為何我對自己在Chime for Change的角色感到振奮的原因。這是第一次我將會與行政總裁、社運人士以及流行明星坐在同一席上。我們將會討論這些平台能夠為那些長久以來被社會和時裝界忽視的人帶來甚麼機會。」
我覺得Chime for Change的會議室就像音樂劇《Hamilton》的一首歌《The Room Where It Happens》那樣，是一個作出重大決定的地方。Sinéad說：「沒錯，而且這些由Gucci一類人氣品牌所發起的平權活動，甚至能跨越地域和語言障礙，是一件教人樂見的事。」她熱烈地續說：「每當設計師要為我準備服裝的時候，我通常都會跟他們說，我身體有不一樣的需要，而一些與我一樣患有殘疾的人，其實就可以協助到他們去調整其設計和技巧。在我與患有同樣殘疾情況的父親一起成長時，他只視時裝為功能性的東西。但是對我而言，時裝可以成為一種工具，讓我可以掌管自己的美學。時裝是一些我一直渴求的東西，因為大眾會以我的外貌去斷定我是怎樣的人，以及我能夠做甚麼。時裝給予了我力量，讓我自己去編寫自己的故事，讓我決定我想向世界呈現甚麼模樣，無論是在家中的一身衛衣裝扮，還是逛超級市場時所穿的斗篷造型。另外，我們要意識到，衣服其實是會觸碰到我們的皮膚。我們與衣服有著充滿情感的連繫，衣服是人類的一部分。當然在隔離期間，有些人可能會裸體在家中走動，但在許多國家，法例也要求我們要穿上衣服。」她表示：「所以，時裝業是少數幾乎與我們每一位都有重要聯繫的產業之一。而作為一個會影響到所有人的行業，業內人士應該設計一個能滿足所有人需要的系統，以平等、可持續發展、充滿創意、創新及可牟利的角度看待時裝設計。」
Jeremy堅信：「衣服就是讓大眾了解我們的第一個故事。作為一位黑人，我亦會思考我的黑色皮膚會怎樣令這個故事變得更為複雜。某些人對黑人身體的複雜理解，一直是由黑人所穿著的服飾所建構出來的。有時候，在面對那些壓迫我們的人時，我們有需要憑藉身上的衣飾來令自己感到更安全。而有時候我們亦會想以自己的衣飾來警告那些壓迫我們的人。這正正就是為何我相信時裝界和戲劇界是應該要更緊密地合作的。戲劇元素應該成為時裝展的一部分，讓規模小的戲劇社群能從時裝界擁有的全球性力量中獲益，藉此推動對他們來說重要的議題。」
Sinéad說我最後的一條問題聽上去像極了一首歌。那麼，究竟是甚麼給予了他們如此樂觀的心態和信念，令他們覺得自己能夠建構出腦海中的理想世界？Jeremy認為那是TikTok。「在那裡，我被年輕人、他們的幽默、憤怒和熱情所包圍。我明白到他們認為甚麼才是美麗或醜陋的，並在這個令人感到極為孤獨的時刻，感受到與他們聯繫所帶來的力量。我認為，如果當年那個身處維珍尼亞州、感到無比孤單的17歲的自己，能擁有TikTok這個平台，我一定會感到非常美妙。我很高興我在那個平台的出現，能夠讓那些夢想成為我這樣的11歲孩子，覺得他們一定能做到。」
至於Sinéad，她說：「我很高興看到年輕人能透過這些平台創作不同的內容和故事，而這些內容並不一定需要與他們的身份有關，他們可以純粹地展現自己的藝術興趣。另外同樣相當重要的是，例如Jeremy亦協助了年輕人去嘗試創作《Circle Jerk》等的互聯網節目。每當少數社群獲給予機會去從事創作時，他們總要背負很多壓力，要決心創造出完美的成果，因為否則的話，他們就可能沒有第二次機會。我們需要在財政上支持年輕人去探索他們的好奇心，讓他們去嘗試、失敗。」
Jeremy說道：「我們現在的處境就很像100年前發生過的那樣。疫症肆虐、右翼份子在全球崛起。如果我們不想重蹈覆轍，現在就是時候去重新建設這個制度，以讓我們能邁步向前。」Sinéad總結：「我們要認識到導致這些制度性障礙及壓迫的問題和決定，讓那些一直經歷這些困難的人能發表意見，並感受到大眾其實了解他們，他們亦能與大眾一起建構未來。」
收聽Sinéad Burke及Jeremy O.Harris與《Vogue Greece》編輯Elina Dimitriadi對談的一集Gucci Podca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