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For ’22：女性主義未來的願景」活動中最具影響力的話語

撰寫人：Chrissy Rutherford

Chrissy Rutherford

人權律師兼Women’s Equality Center執行總監Paula Avila-Guillen

「這根本與墮胎無關。他們是想控制我們。他們想控制我們的身體及選擇權。因為若然他們能控制我們的自主權，他們便可以替我們做決定，而如果他們能替我們做決定，那麼我們便不能崛起。他們非常害怕我們崛起，他們非常害怕少數派及其他人士崛起。如果我們崛起，那麼我們就能推翻這個存在已久的壓迫制度——這父權制度。所以，他們需要能夠控制我們的命運。這不僅與墮胎有關，還與我們是誰及我們怎樣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有關，這關乎到我們的身份。我們需要道出事情的本質，他們就是想控制我們。」

最高法院打算推翻1973年標誌性的「羅訴韋德案」裁決一事目前仍懸而未決。在等待法院下月頒布官方裁決的同時（預計裁決很可能會被推翻），包括德克薩斯州及奧克拉荷馬州在內的幾個州份已經開始出台限制墮胎的措施。眾多其他州份無疑將會紛紛效仿，設法規管。但正如我們所知的那樣，墮胎禁令永遠無法真正阻止墮胎行為。這只會讓女性，尤其是那些財力有限的女性，更難接受墮胎手術。穿州過省可能會成為一筆重大開支，而「黑市」墮胎手術更可能會讓女性需要付上性命代價。最終，Avila-Guillen在與女演員兼社運人士Busy Philipps的談話中，呼籲所有支持給予女性選擇的人士要積極參與相關活動，並以切實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支持，無論是以抗議還是捐款的方法挺身而出亦可。

Me Too運動發起人兼《Unbound: My Story of Liberation and the Birth of the Me Too Movement》作者Tarana Burke。

「我知道當大家在說Me Too運動是拉攏活動時是甚麼意思。但這是因為他們僅憑在媒體上看到的資訊來定義這項運動。而我想推動大家去做的，就是去理解您所看到的所謂「拉攏」其實只是媒體創造出來的印象。那並非此運動的本質。這正是我一直推動大家的原因。如果您繼續以NBC、CNN等媒體所告訴您的資訊來定義這場Me Too運動，那麼我們便寸步難行。那並非一場運動。我們所做的事情正是運動本身，亦即相關人士每天正在幹的實事。我們的運動並非所謂的「拉攏」活動，因為我知道世界各地每天都有人在為相關倖存者勞心勞力，而絕非為了炮製那些充滿淫穢意味的新聞頭條。」

在與作家兼導演Janicza Bravo的對話之中，Me Too運動發起人Tarana Burke明確地指出，掌控自身故事的主導權以及幫助倖存者才是Me Too運動真正的意義所在。縱使媒體希望我們如此相信，但這場運動其實與我們所看到的一切新聞頭條及有指一眾白人女演員搶走了Burke風頭的那些敘述無關。我們不能忘記Me Too運動的真正使命：儘管她們一直面對著重重困難及創傷，我們也要幫助那些曾被虐待的女性奪回其自身故事的主導權，並協助她們繼續前進。

烏克蘭公民、律師兼母親Olena Chianova

「我希望他們幫助制止烏克蘭的戰爭，停止生靈塗炭。如果我們懷著愛與尊重來對待彼此，戰爭便永遠不會發生。生活在一個文明的世界，我們總有其他方法能解決問題。戰爭對每個人來說都意味著死亡、痛苦及巨大的傷痛。」

這位烏克蘭難民分享了她與兩個孩子逃離這個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之故事，過程中更清晰及深刻地流露出絕望之情。在她無法為殘疾兒子買藥的時候，她知道是時候要離開了。即使其居住地區未有被俄羅斯軍隊佔領，當地資源供應亦相當有限，無法提供農產品或藥物。雖然她現在於美國安然生活，留在當地的家人朋友仍因無法取得水或食物等資源而感到徬徨無助。

人權及環境公義倡導者兼Polluters Out聯合創辦人Ayisha Siddiqa

「當我走進紐約的這個空間時，每當我環顧四周，總發現身邊只有少數與我相似的人，甚至完全沒有。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氣候危機並非一件被動的事情。氣候危機並非由自然災害造成，它是人為的產物。它並非只是人為產物，更是由白人所造成。它是資本主義、長年累月的殖民主義、長久的種族壓迫導致的結果。所以，如果您想參與其中，我們可以拯救地球的方式就是保護最脆弱的社群，這包括黑人跨性別女性、原著民、兒童及年輕人。當我們保護他們的同時，我們也就保護了其他所有人。」

對於氣候變化的呼籲行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而與此同時，社運人士亦在繼續努力提高大眾的意識，讓他們知道不同公司在各個方面的行為。正如Ayisha在台上所強調，氣候變化背後的真正罪魁禍首並非塑膠飲管，而是企業的貪婪和壓迫，而這些因素往往會被忽視。於氣候變化方面，雖然在思考如何才能帶來真正影響的時候，我們或會感到不知所措及苦惱，但她卻明確地指出，優先處理高危社群的問題就是我們前進的道路。

記者兼馬里蘭大學調查新聞學碩士生Fatema Hosseini

「看到烏克蘭爆發戰爭令我感到很難過。而看到阿富汗在戰爭爆發後遭受遺忘，也令我相當痛心。令人難過的是，塔利班乘此趁機增加轟炸的次數，加劇他們的暴行，殘殺越來越多的人。但我亦確實看到希望，因為人民有頑強抵抗。」

這位於喀布爾落入塔利班之手時逃離家鄉的阿富汗記者，強調了阿富汗與烏克蘭縱使同樣發生戰事，但國際對兩者的報導卻存在差異。由於現時全世界的焦點都落在他方的衝突之上，塔利班藉機升級暴力行為，以控制阿富汗人民。對擔任記者的她來說，阿富汗誠然絕非安全，尤其因為她們是女性。Hosseini分享了她那「充滿風險」的職業生涯，過程中她甚至要向家人隱瞞身份，因為這份工作會讓她成為中矢之的，甚至令家人身陷危險。

Dolores Huerta Foundation主席兼創辦人Dolores Huerta

「工會是我們民主的基礎。」

最近，提及到工會的新聞頭條隨處可見。這位工人領袖兼National Farmworkers Association創辦人與工人組織者Chris Smalls同台分享，而後者最近亦成為了大眾焦點。二人就工人權益的重要性進行了對談，而Huerta甚至向Smalls提供了一些至理名言，提醒他在等待與身家過十億的僱主談判之前，亦要好好照顧自己的精神健康。

屢獲殊榮的作家兼社運人士Raquel Willis + 女演員兼藝術家Amandla Stenberg

「大眾時常覺得我們就像是一些漂浮在遠處的衛星，或者我們是虛構人物，因而不會以實質態度與我們實際互動。他們不會考慮，作為一位黑人跨性別女性，我是有家庭的。我的媽媽會打電話問候我，確保我安全無恙。我在家鄉有相熟的女性、男性及其他朋友，他們密切地參與著我的生活，而我對他們也一樣；我亦有外甥（侄女及侄子，外甥是我用來指稱他們的性別中性詞）。我認為這是大眾對我們的其中一個誤解，而我認為另一項誤解就是……對，我們是一群才華橫溢、美妙、了不起的人，而性別這特點是我們所有人都擁有的東西——所以，您也許會從許多不同角度認為跨性別或非二元人士奇妙地與眾不同（而在某些方面，這是因為您深知我們懂得如何遊說他人、爭取支持），但每個人其實都需要面對一些無法滿足的性別期望。而這正是我希望其他人能夠理解的事情。」- Raquel

「有意思的是，我第一次坦承自己的非二元身份時還是青少年。說來有趣：當您還是青少年時，您其實就大概知道自己是個怎樣的人了。而我意識到隨著年齡漸長，我的身份和自我特質正逐漸回歸到十幾歲時最清晰的那個狀態。要處理不同代名詞的使用情況，是現今媒體平台上的奇怪現象。在我親密的圈子之中，大家都是同性戀者，而他們一直使用「他們」這個代名詞來稱呼我。但對於要弄清楚應如何在專業環境中使用代名詞——又或者當與老闆或在片場與我共事的人對話時，我又應在甚麼時候使用代名詞——我往往感到非常害怕或羞怯。我認為大眾有時候不能理解的是，這大概就是一系列試圖弄清楚如何讓自己感到舒適，或以自己的舒適感受作為重心，但有時卻要試圖讓自己處於不太舒適的狀態之行為。而對於這次的對話氣氛能變得如此平常，我亦感到相當高興。」- Amandla

Amandla與Raquel是LGTBQ+社群的兩位重要人物。  他們均指此年代相當激動人心，因為越來越多跨性別和非二元人士開始站在最前線，而社會上亦有更多圍繞性別的用語。但與此同時，社會上亦存有針對LGBTQ+社群權益的猛烈攻擊，像是佛羅里達州最近通過了《不說同性戀法案》、阿拉巴馬州將為跨性別青年提供醫療保健服務定性為犯罪行為，以及德克薩斯州已明文禁止他人為青少年提供性別肯定治療。歸根究底，尋找屬於自己的社群及支援制度相當重要。而對於那些想要參與其中並幫助相關社群的人士，Willis則呼籲支持者去探索現有的活動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