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rissy Rutherford
由Gucci CHIME FOR CHANGE希望响钟和The Meteor联合主办的“来自2022年的22种声音：女权主义的未来之路”峰会似乎来得正是时候。随着美国最高法院即将推翻罗诉韦德案（1973年标志着法律保护女性享有不受政府干预堕胎权的诉讼案）的新闻曝光，Gucci和The Meteor在巴纳德学院举办峰会，汇聚了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女权主义呼声。发声者包括Tarana Burke、Janicza Bravo、Paola Ramos、Busy Philipps、Amandla Stenberg、Dolores Huerta，以及主持人Symone D.Sanders；她们在峰会上讲述了女性每天都在如何抗争，力图主导自己的故事走向，决定自己的身体如何被对待，以及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自由生活。
这一晚让我开始反思，针对气候变化、生育权和我们共同面临的其他有关问题，我如何才能够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但真正让我欣慰的是，这些女性都充分利用她们自己的力量，在她们的能力范围内，以最佳方式去实现变革；她们并没有试图面面俱到（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而是在自己选择的领域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女性和第三性别者提供帮助。下面，我将重述当晚讲台上震撼人心的一些发言。
Chrissy Rutherford
Paula Avila-Guillen，人权律师，Women’s Equality Center执行董事
“这从来都不单是堕胎的事，而是他们想掌控我们。他们想掌控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选择。因为他们一旦掌控我们的自主权，就能替我们做决定，而一旦让他们替我们做决定，我们就永无翻身之日了。他们太害怕我们站起来了，太害怕少数群体和其他人站起来了。一旦我们崛起，我们就会推翻这根深蒂固的压迫性社会体系，推翻父权制。所以，他们要掌控我们的命运。这不仅仅事关堕胎，还事关我们能否忠于自我，能否决断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命运。我们必须说出事实：他们想掌控我们。”
1973年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的标志性裁决，现在正被置于对与错的边缘。下个月的法院官方裁决很有可能推翻该案，为此已有几个州（包括德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开始发力限制提供堕胎服务。毫无疑问，其他很多州都将如法炮制。但是大家都知道，堕胎禁令永远无法杜绝堕胎行为。它只会让女性，尤其是收入有限的女性，更难获得这项服务。被迫跨州堕胎可能会让女性付出极大代价，而“地下”堕胎甚至很有可能会让女性付出生命。最终，Avila-Guillen与女演员兼活动家Busy Philipps开展对话，号召所有赞同由女性选择是否堕胎的支持者们采取实际行动，积极响应，他们可以参加抗议活动，也可以捐款。
Tarana Burke，Me Too运动发起人，《无拘无束：我的解放故事》(Unbound: My Story of Liberation)和《Me Too运动的诞生》(Birth of the Me Too Movement)作者。
“有人说Me Too运动别有用心，我知道他们想表达什么。但他们这么说，只是因为他们对这项运动的理解都来自媒体报道。我想敦促大家去了解你们所看到的东西，其实真正“别有用心”的是媒体制造的舆论，而不是这项运动本身。这就是我一直敦促大家的原因。如果大家对Me Too运动的理解一直限于NBC、CNN之流的灌输，那我们就永远无法进一步沟通。媒体报道不是运动。运动是我们的实际行动，是每天脚踏实地的工作人员们的具体行动。我们的运动并非别有用心，因为我知道有人每天都在辛勤地做着这份工作，目的是为受害者讨回公道，而不是用桃色新闻博人眼球。”
在与作家兼导演Janicza Bravo开展的对话中，Me Too运动发起人Tarana Burke明确表示，主导自己的故事走向和帮助受害者才是Me Too运动的主旨。重要的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大新闻，也不是媒体渲染的“白人女演员抢了Burke的风头”。我们不能忘记Me Too运动的真正使命：帮助曾经受辱的女性主导自己的故事走向，并继续努力生活，无论曾经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和创伤，都不放弃希望。
Olena Chianova，乌克兰人，是律师也是母亲
“我希望他们帮忙终结俄乌冲突，让死亡停止蔓延。如果我们都互敬互爱，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我们生活在文明社会，总有其他办法来解决问题。战争意味着死亡、痛苦，以及每个人都不得不承受的巨大悲恸。”
这位乌克兰难民分享了她的故事：带着两个孩子逃离因战争而满目疮痍的祖国，让人感受到深切的绝望。在她无法为残疾的儿子买到药的那一刻，她知道是时候离开了。即使当时居住在并未被俄军占领的区域，她也很难获得供应受限的农产品和药物。她现在正在美国过着安全的生活，但其他亲友仍在为难以获得水和食物而深感无助。
Ayisha Siddiqa，人权与环境正义倡导者，Polluters Out联合创始人
“进入纽约的这个区域时，我环顾四周，发现与我相似的人已经所剩无几，甚至只剩我一个人。我不是在危言耸听，因为气候危机并不是被动导致的。气候危机不是自然灾害的结果，而是人为造成的。不仅是人为造成的，而且还是由白人造成的。这是资本主义、长期殖民和长期种族压迫的结果。因此，我们拯救地球的方式是保护最弱势的群体，包括黑人跨性别者，以及土著居民、儿童和年轻人，欢迎有志之士参与进来。保护弱势群体，就是保护所有人。”
在活动家们的持续努力下，大家越来越关注各行业公司的行为，针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号召变得空前急迫。Ayisha在讲台上强调，气候变化背后真正的罪魁祸首并不是塑料吸管，而是大公司的贪婪和压迫，但这些因素经常被人们忽视。气候变化问题可能让人晕头转向，不知从何入手去产生影响，但她向我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优先拯救处于危险境地的社群。
Fatema Hosseini，记者，马里兰大学调查性报道专业硕士研究生
“看到乌克兰发生的事，我感到很悲哀。让我悲哀的是，在这场战争之后，人们就忘记了阿富汗。让我悲哀的是，塔利班正在利用这次机会制造更多的爆炸事件、更多的暴力冲突，伤害越来越多人的生命。但我也看到了希望。那就是人民群众的反抗。”
这位阿富汗记者在喀布尔落入塔利班魔掌时逃离祖国，她强调了阿富汗和乌克兰现状报道量的悬殊。现在，全球都在关注别处的冲突，因此塔利班更加肆无忌惮地欺压阿富汗人民。尤其对记者而言，阿富汗并非安全之地，对女记者而言更是如此。Hosseini分享了她“高风险”的职业生涯：她甚至不得不向家人隐瞒自己的工作，因为这份工作意味着成为迫害目标，甚至连累家人。
Dolores Huerta，Dolores Huerta基金创始人、总裁
“工会是我们民主的基础。”
“工会”二字在近来的新闻标题中可以说无处不在。劳工领袖、美国全国农场工人协会创始人登上舞台，与最近被推上风口浪尖的劳工组织者Chris Smalls展开对话。两人谈到了工人权利的重要性，Huerta甚至还调侃了Smalls，要他一边等着在与身家数十亿美元的雇主谈判时拍案而起，一边也要注意自己的精神健康。
获奖作家、活动家 Raquel Willis 与演员、艺术家 Amandla Stenberg
“大众总认为我们是遥不可及的明星，认为我们是虚幻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直接与我们接触。他们没有考虑过，作为一个黑人跨性别者，我也拥有家庭。我有一个好母亲，她经常打电话来问我过得怎么样，希望确认我的安全。我有好姐妹、好兄弟和亲爱的家人，我的人生里一直有他们的参与，他们的人生里也有我的参与。我有一群侄辈（就是侄女和侄子，侄辈是我用来称呼他们的无性别词）。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对于我们的错误观念之一，而我想说明的另一件事就是：没错，我们是一群聪明、优秀、卓越的人。但这种性别观念是大家都有的，所以没错，你们可以有很多种理由，认为跨性别者或者第三性别者是多么奇妙、多么与众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很擅长处理人际关系），但每个人在应对社会对男性或女性的期望时，其实都无法完全满足要求。这就是我想让其他人了解的情况。” – Raquel
“很有趣，我第一次公开表明我是第三性别者，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好玩的是，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很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我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又回归了十几岁时就认定的身份和自我。现在媒体上需要很小心地处理称谓，这真的很奇怪。在我最常访问的社群里，所有人都是同性恋，他们对我使用的从来都是无性别称谓。但在职业环境中，也就是说在和老板或者共事者对话时，要确定我称谓的时候，我害怕了，或者说胆怯了：我不敢确定该怎么称呼自己。我觉得大家可能并不理解，要经过一系列的尝试，有时还要将自己置于非舒适区，才能搞清楚什么称谓最让自己舒适，或者找准自己的舒适区。但我很感激，今天这场对话很正常。”- Amandla
Amandla和Raquel是LGTBQ+社群中的两个重量级人物。 她们都表示，与身处最前沿的更多的跨性别者和第三性别者共处，谈论更多与性别有关的话语，十分令人振奋。但同时，立法机关发起了针对LGBTQ+社群权利的全面攻击。例如，佛罗里达州最近通过了“Don’t Say Gay”法案，阿拉巴马州将为跨性别青年提供医疗服务定为刑事犯罪，德克萨斯州宣告为青少年提供性别确认关怀为非法行为。归根结底，找到自己的社群和后盾非常重要。对于希望参与和帮助该社群的人，Willis呼吁大家进一步深化现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