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版《Vogue》在其12月份的杂志中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作者Elina Dimitriadi与Jeremy O. Harris和Sinéad Burke共同探讨了有关行动主义、包容性和无障碍问题的话题。两位受访嘉宾最近加入了Chime for Change（希望响钟）计划的顾问委员会，这是一项由古驰公司创办、旨在促进性别平等的活动。
欧洲刚刚开始实施旨在遏制疫情的新限制措施，人人都在关注美国大选，今天与我交谈的两位嘉宾都是为实现人人平等而努力的斗士。Sinéad Burke是一名老师、社会活动家兼作家，她通过自己的公司Tilting Lens为时尚、为创造人人平等的世界而战。Jeremy O.Harris是一名演员兼剧作家，他创作的《奴隶的游戏》斩获12项托尼奖提名，是该奖项自创办以来获得提名最多的一部作品。最近，他们刚加入了Chime for Change（希望响钟）计划的顾问委员会，这是一项由古驰创办、旨在促进性别平等的活动。
我首先询问了他们是在哪里以及如何进行隔离的，然后与这两位有魅力的思想者进行了自由对话，他们在旧有体制中发现了裂缝，与一些人不同，他们没有试图去弥补这些裂缝，而是想方设法打破旧的体制，建立更有包容性、更有恢复力的新世界。
Jeremy目前正在罗马，他在写一个新剧本，还参加了由Gus Van Sant执导的古驰宣传片的拍摄，他在片中带领观众探索了天马行空的创作总监亚力山卓·米开理创作的全新系列单品。“我每天差不多有20个小时都在盯着电视，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美国大选的结果。而且，我的思维在过去几个月一定更活跃了。当8个月前第一次下达封锁令时，我就决定把所有时间都用在照顾好自己上，因为心理上的转变会接踵而来。所以，我就随心所欲做让自己快乐的事。想连看6个小时的动画片就看，想吃汉堡就吃。想读詹姆斯·鲍德温的书就去读。我不强迫自己去创作。还尽量让自己摆脱这种压力。有些艺术家可能会想趁着这段艰难时期，在各种令人烦躁而且接连不断的压力之下迸发出创作的火花，尤其是有莎士比亚这位文学巨匠的先例。莎翁就是在瘟疫隔离期间创作了《李尔王》这部惊世之作。好吧，但我觉得，那些急于以特朗普或新冠疫情为题材写下什么惊世之作的年轻艺术家们不要过于急切，要知道莎翁在瘟疫后写的巨作究其本质，也不过是一部带有肥皂剧元素的家庭阴谋，这在我们每周日晚上的电视节目中已经司空见惯了。就像《继承之战》这部系列剧，可能还更性感一些，”他说道，我们都捧腹大笑。“作为美国的一名黑人酷儿，我不断提醒自己，我必须坚持把我所经历过的压迫写出来，这样才会觉得我的作品是有价值的，”他补充道。
Sinéad说她在封锁期间的经历略有不同。“我回到了我在爱尔兰的家中，当开始实施封锁令之后，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有这么多空闲时间，所以我决定做一些我在某段时间一直想做的事情。其中有一件事就是写一本给孩子们看的书。我利用自己作为一名残疾女性和小学老师的经历，给那些很少有人告诉他们“你的存在就是最重要的”孩子们写一些我的体会。我不觉得自己身体上有残疾，但世界的规则就是让人无奈。我们不应该为了融入社会或觉得自己有价值而去改变自己。同时也要让孩子们知道，他们有必要的工具和能力，能让这个世界成为所有人的安全之所。”
“我一直想寻找新的框架来讨论一些问题，比如残疾人问题，或者在这个特定时期，哪些主题才更重要。我有一位非常喜欢的老师，她只能靠轮椅行动。她一直在耶鲁、哈佛和麻省理工这样的名校任教，但是即便是她身体不便时，也从没有人允许她远程教学。但到了现在，我们全都在家办公，好像都行动不便一样。到了这个时候，这些大学才知道，原来远程学习也是可能实现的，”Jeremy补充道。
“这从来不是不可能实现的，只不过是他们没有想过为这些身处困境的人们提供便利。随着我们进入后疫情时代的下一个阶段，重要的不是急着重建经济和社会体系，而是将残疾人也看成是一个重要的群体。我们不能说，“你们还是呆在家里吧，这样会更舒服，出去打拼和重建世界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做的，把残疾人看成是负担，而且这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定式。打个比方说，我们根据社交距离重新设计了生活和居住空间，我们可以与残疾人一起工作，请他们给我们提些意见，从而更好地为他们服务。这样我们就能重新打造一个可以包容所有人、机会均等并且更长久和更有活力的世界，”Sinéad继续以平和但有力的语气说道。
“我觉得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段休息时间改变我们的意识，”Jeremy坚定地说道。“在设计环境时应充分考虑对所有人的包容性。举个例子，现在没有哪个服装公司会像往常一样在公众场合举行大型时装秀。我们恰好可以借此机会设想一下，如何扩建场地，如何安排第一排的嘉宾，以及可以邀请哪些人来观赏，或者你希望由哪些人来展示品牌的服饰。”
“解决办法不是给这些被忽视的社群搭建临时的台子，而是让所有人都能通过一些平台共同发声，”Sinéad说道。“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多元化，但下一步该怎么做？是通过推广这些人的美学理念来获利，还是发展与这些社群的关系，并设计更多教育和职业机会及场合，让他们可以参与不同层次的活动？我是第一个登上《Vogue》杂志封面的侏儒症患者。也是第一个受邀参加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的侏儒症。我很感激，一个像我这样的12岁残疾孩子能见证这件事情得以实现。但为了促进整体发展，我不能成为唯一的特例。正如卡玛拉·哈里斯所说，我可能是第一个，但我不希望自己成为最后一个。我们努力改变固有体制，这项任务任重而道远，但假以时日，我们一定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我觉得解决办法是，聘用更多这样的人担任重要职位，而不仅仅是让他们登上杂志封面。有许多公司想将我的作品拍成电影或上演我的戏剧作品，在参观他们的办公室时，我总会看看里面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年轮人、黑人、酷儿。如果你不知道怎样才能包容更多人，给他们发声的机会或满足他们的需要，不妨聘用一个这样的人，然后听听他的建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会对在Chime for Change（希望响钟）计划中担任职位感到激动万分。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与CEO、社会活动家还有流行歌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我们还一起探讨了如何为那些曾经被忽视的人群提供此类平台，或者时尚在最后的分析中提到了谁。”
我觉得Chime for Change（希望响钟）计划的会议室就像是音乐剧《汉密尔顿》中的一首歌——《事件发生的那个房间》（决策现场）。“确实，古驰等知名品牌发起的这些促进平等的计划，克服了地域和语言的障碍，有着非常乐观的影响，”Sinéad说道。“每当设计师为我准备穿搭造型时，我都会告诉他们，我的身体具有不同的需要，而和我具有相同情形的人可以帮助他们调整他们的设计和制作工艺。我的成长过程中没有选择的机会，我父亲和我一样，也是矮小人，他对时尚的态度以实用为主。但是，于我而言，时尚已经成为一种控制我的美学理念的工具。这也是我一直追求的，因为人们总会根据我的外表来判断我这个人或我有怎样能力。时尚给了我力量，让我能够写出自己的故事，让我可以决定如何向世界展现自我，也让我决定要不要在家穿毛衣，要不要穿斗篷去超市。还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衣服直接接触我们的皮肤，我们就会与它们产生情感上的联系，让它们成为我们个性的一部分。封锁令期间，也许有些人会光溜溜地在家走来走去，但大多数国家/地区都明文规定了我们必须穿衣服，”她继续大胆说道。“时尚行业是少数几个与我们有紧密联系的行业之一。它影响着每一个人，所以应该设计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体系，秉承平等、可持续发展、创造性、创新和赢利原则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服饰是人们最先读到的关于我们的故事之一。作为一名黑人，我一直在想我的深色皮肤到底到底给我的生活增加了多少复杂难题。而人们对黑人群体的复杂解读经常会被他们身上穿的服饰左右，我们觉得，我们的外表需要让我们在面对压迫我们的阶层时，或者在我们希望警告压迫者时，给我们以安全感。这也充分说明了我坚信时尚与戏剧应该紧密联结的原因。时装秀中应该融入戏剧性元素，一些小的戏剧群体可以从时尚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中受益，从而推动他们所重视的问题的发展，”Jeremy坚定地说道。
Sinéad说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听起来像是一首歌。那么，是什么给了他们乐观的心态和信心来建立他们心目中的世界？Jeremy认为是TikTok。“在这个平台上，我身边围绕着一群年轻人，他们的喜怒哀乐感染了我，我知道了他们眼中的美与丑，当我感到孤独时，会感受到与他们的联结所赋予我的力量。我在弗吉尼亚长大，我觉得，如果在我17岁的时候能有TikTok，我活得可能会更精彩一些，而不那么孤单。我很高兴，由于我的存在，让一些把我当成榜样的11岁孩子们相信，他们也可以梦想成真。”
Sinéad表示，“我很开心，年轻人可以通过这些平台创作与他们身份无关的内容和故事，他们可以只简单地表达他们对艺术的兴趣。还有一点很重要，可以像Jeremy一样帮助年轻人体验Circle Jerk这样的互联网节目。少数群体在得到创作机会时经常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一般不会得到第二次机会，所以总是想把事情做到完美。所以，我们需要从经济上支持这些年轻人，让他们可以尽情释放自己的好奇心，不畏惧失败，勇敢尝试。”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与一百年前的情形何其相似。大流行病和极右翼势力在全球崛起。如果我们不想重蹈覆辙，现在就必须颠覆整个体制，这样我们才能向前迈进，”Jeremy说道。“我们要知道是哪些创伤和决定造成了体制上的障碍和压迫，这样才能让那些经历过创伤的人们发声，让他们感觉到自己被理解，并且可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Sinéad总结道。
观看新一期古驰播客，倾听Sinéad Burke和Jeremy O. Harris与希腊版《Vogue》杂志编辑Elina Dimitriadi的对话。
